当UGC成为纪录片的内容主力军——新冠疫情期间的一项观察
《手机里的武汉新年》火了，在微博平台上，超三千万次的播放量让这部由快手短视频APP用户所发布的UGC短视频素材组织而来的18分钟的纪录短片成为了武汉解封前的热点话题。
纵观众多疫情题材纪录片，在创作理念以及客观因素的双重作用下，UGC的大量运用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新趋势。以人民日报的《凌晨四点的武汉》、BBC的《武汉：封城人生》、清影工作室的《手机里的武汉新年》、上海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温暖的一餐》以及尚在制作中的大象点映的《余生一日》为代表的，以UGC为主要素材甚至是全片素材来源的“内容众筹”式纪录片不仅拓展了纪录片的表现手法，也为全民纪录时代的纪录片网络化生存提供了新的思路。
微观的个体影像直击人心
透过每一个用户所拍摄的画面，我们可以聚焦宏大叙事无法到达的微观剖面。这些由真实在场的个体们所记录的点滴身边事，不仅能够直观展示疫情风暴中心的生活状态，也能引起更加深度的共情。
在《凌晨四点的武汉》，我们可以看到普通人如何用自己的行动守护这座英雄的城市。刚下班的一线医护人员、雷神山开吊车的司机、在高速路口搬运物资的志愿者们对着手机镜头的自拍让观众零距离的感受武汉抗疫一线的战斗状态。
《凌晨四点的武汉》
在《武汉：封城人生》，我们可以看到两位vlogger在封城期间的影像日记。林文华主动做起志愿者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另一位主人公蔡开海则更是用视频记录着自己的护士妻子从感染到治愈的全过程，牵动着无数观众的心。
《武汉：封城人生》
在《手机里的武汉新年》，我们可以看到77位快手用户的112条短视频所记录下的武汉人的悲怆与乐观。武汉人调侃着年夜饭“连梨都上了桌”；他们在阳台上高呼“加油”，也呼唤着炸鸡和薯条；还有的人家里只剩挂面和猫粮，表示自己再不出门买东西就要和猫抢猫粮了。而当在超市买菜时的武汉市民因广播里的《武汉伢》而泪流满面时，观众的情绪也到了最高点。
《手机里的武汉新年》
真实的生活细节往往是最打动人的。当这些个体的影像汇集成“抗疫群像”，民间话语的叙事力量得以展现，观众被屏幕背后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经历所感动，这种感动直击人心。
纪录片制作与传播流程的转向
《手机里的武汉新年》的出现是出于记录者无法亲临现场的无奈，在客观因素的限制下，纪录片制作者以“采集者”与“组织者”的身份完成纪实内容的生产。与传统的纪录片相比，取材UGC的纪录片的制作流程转变为以后期为主的“策划（采集）——剪辑——播出”，纪录片美学也更多的成了一种剪辑的美学。
而由制作方发起的全民合拍的内容众筹纪录片，如《温暖的一餐》《余生一日》等，则通过官方与民间、专业与草根的“共谋”引发着制作与传播流程的双重变革。传统的影视生产需要专业设备、专业人才以及大量的资金投入，是一种以专业生产机构为中心的“封闭式”生产。众筹纪录片的出现，使得影像的生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我拍，你看”这样的单一模式，“开放式”的生产带来了话语权的回归，公众能够表达自我、分享信息。而从“制作者——受众”到“受众——制作者——受众”的传播流程的转变，更是能让纪录片在上线之前就可以借助参与者的“自来水”传播以及社交圈层带来的裂变效应完成宣传推广。
《温暖的一餐》上线前后数据均相当可观
总结
UGC的引入让纪录片走近了受众，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扩大了纪录片的影响力，也为纪录片的创作、宣发提供了无限可能。但以UGC为主的纪录片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有一些观众评论《手机里的武汉新年》“淡化灾难的悲剧色彩”，“没有看到想看的内容”。这其中固然有众口难调的因素，但取材UGC的纪录片如何发挥好自身内容多元的优势，值得制作者在实践中不断自省。纪录片作为一种历史的书写方式,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区别就在于它的“客观纪实性”，用户上传的多元内容为制作者提供了多元的视角与观点，这些视角与观点如何平衡，如何取舍，如何衔接，不仅决定着故事叙述是否完整，更决定着“内容众筹”类纪录片能否真正以平视的视角记录众多“微历史”，从而联结出一幅真实的“社会百态录”。
更多精彩内容，请持续关注
微信公众号“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
传送门：
监制：何苏六
主编：韩 飞
责编：吴禾昆 张嘉琪
编辑：徐嘉伟